羅馬尼亞:詩意民族的文學拼圖
來源:北京晚報 | 時間:2019年08月30日

文/高興  

羅馬尼亞哲學家和文學家齊奧朗

布蘭迪亞娜,羅馬尼亞當代最活躍的女詩人

布拉加,羅馬尼亞詩人,哲學家,開啟羅馬尼亞現當代詩歌

斯特內斯庫,羅馬尼亞當代詩歌最杰出的代表

8月末,又一屆盛大的北京圖書博覽會降下帷幕,但,永不落幕的,仍然是人們對書籍與文學的熱情。作為主賓國現身的羅馬尼亞,無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但對這個國度,昔日的老電影,或許還能喚起一些似曾相識的親近感,文學領域則相對陌生。想到這片土地,大概只有幾位與之相關的作家名字能從腦間滑過,但這無疑又是重量級的名字:齊奧朗、馬內阿、赫塔·米勒,如今早已躍入世界性文學視野當中。再次重溫他們,也借此認識羅馬尼亞文學百年來走過的歷程。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對于羅馬尼亞,總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這同中羅兩國之間曾經相當密切的往來,尤其是文化往來有關。多瑙河,黑海,喀爾巴遷山,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愛明內斯庫,科馬內奇……這些熟悉的人名和地名在將一個遙遠的國家拉近的同時,也喚醒了我們的青春歲月。青春歲月中的羅馬尼亞,更多的是露天電影中的羅馬尼亞:蔚藍,神秘,有挺拔的白楊和茂密的菩提,有黃色的玫瑰,有熱情洋溢的霍拉舞,有山頂上的城堡和修道院,還有沙灘上身穿泳衣奔跑的姑娘……

羅馬尼亞,巴爾干半島的一個異類。它實際上是達契亞人與羅馬殖民者后裔混合而成的一個民族,屬于拉丁民族,因而同意大利民族最為接近。語言上,則與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屬于同一語系。在歷史上,長期被分為羅馬尼亞、摩爾多瓦和特蘭西爾瓦尼亞三個公國。這三個公國既各自獨立,又始終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聯系。作為弱小民族,羅馬尼亞曾長期飽受異族侵略、統治和凌辱。十九世紀起,借助于幾次有利的發展機遇,羅馬尼亞文學出現了幾位經典作家:愛明內斯庫、卡拉迦列和克萊昂格。真正意義上的羅馬尼亞文學始于那個時期。

由于民族和語言的親近,羅馬尼亞社會和文化生活一直深受法國的影響。一到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你就能明顯地感覺到法國文化的影子。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布加勒斯特甚至有“小巴黎”之美稱。那時,羅馬尼亞所謂的上流社會都直接講法語。人們普遍追隨巴黎時尚。作家們基本上都到巴黎學習和生活過。有些干脆留在了那里。要知道,達達主義創始人查拉是羅馬尼亞人,后來才到了巴黎。詩人策蘭,劇作家尤內斯庫,音樂家埃內斯庫,雕塑家布倫庫西,文學和哲學家齊奧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爾塔·米勒也都曾在羅馬尼亞留下過自己的人生印跡。巴黎有凱旋門,布加勒斯特同樣建有一座宏偉的凱旋門。而在布倫庫西的家鄉特爾古日烏,人們至今還能欣賞到他的雕塑代表作《無窮柱》《沉默的桌子》和《吻之門》。

1 百年歷程中的羅馬尼亞文學

1918年,羅馬尼亞實現統一,進入現代發展時期。統一給國家和文化的發展注入了異常的活力。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羅馬尼亞文化,包括哲學、文學和藝術,曾出現過空前的繁榮。一九四七年年底,羅馬尼亞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緊隨蘇聯,全面推行蘇聯模式。極“左”路線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文學評論家阿萊克斯·斯特弗內斯庫在其專著《羅馬尼亞當代文學史:1941——2000年》中形象地說道:“文學仿佛遭受了一場用斧頭做的外科手術。”不少作家被迫中斷創作,有些還遭到監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這一階段,被羅馬尼亞文學界稱為“苦難的十年”。

六十年代中期,羅馬尼亞文化生活開始出現相對寬松、活潑和自由的可喜景象。享有世界聲譽的羅馬尼亞小說家諾曼·馬內阿曾在隨筆集《論小丑》中比較客觀地描繪了這一時期的情形:

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這相對“自由”的十年里,羅馬尼亞并不繁榮,也不能說人們在日常生活里毫無拘束。但是關于那個時期的記憶里有一種振奮人心的東西:用輕快的拉丁語哼唱,動聽而有趣;你可以更自由地四處走動,更自由地談論別人和書。仿佛就在一夜之間,人們和書籍一起死而復生了—— 和諧的交談、快樂的聚會、憂郁的漫步、令人興奮的探險,一切都回到了生活中。……在這個國家里,人們一直喜歡的是歌聲,而不是祈禱和莊嚴的宣誓。這個時期對經濟發展的促進微乎其微,但它對藝術和文學的影響卻延伸到了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們利用一切機會接觸西方的藝術和思想運動,在一些社會和政治問題上,我們可以保持比較獨立的立場,可以用個人的方式表達觀點。

這一時期已被史學家公認為羅馬尼亞的政治解凍期,可惜,進入七十年代,當局逐步加強文化和思想控制,文化再次面臨嚴峻的時刻。

極富意味的是,八十年代的羅馬尼亞文學竟始于一起重要的文學事件。一九八O年春,馬林·普雷達的三卷本長篇小說《世上最親愛的人》出版,轟動了整個羅馬尼亞文壇。一時,幾乎所有階層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世上最親愛的人》。然而小說出版僅僅幾個月后,作者竟出乎意料地去世了,年僅58歲。于是,這部“羅馬尼亞二次大戰后最受歡迎,最為流行的長篇鴻作”便成了作者的“臨別之言”。

《世上最親愛的人》在形式上似乎并沒有什么創新。引起評論界關注的則是它的巨大的容量。表面看來,這是一部描寫愛情悲劇的小說,但仔細一讀,讀者便會發現這實際上是一部“無所不包”的鴻著。整部作品就像一座龐大的立交橋,各種階層的人物,各種社會環境中所發生的事情都在此交匯通過。在這部長達1200頁的作品中,作者的筆自由馳騁,從主人公的書房到斯大林的辦公室,從大學教研室到作家聯合會的會場,從酒吧到婦產科病房,從監獄到滅鼠隊,就這樣成功地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苦難的十年”中整個羅馬尼亞社會的全景。以文學的形式如此全面地反思那個不正常的時代為普雷達首創,小說家實際上承擔起了歷史學家的重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說過這樣一段話:“藝術是抗拒不完美現實的一種方式,亦為創造替代現實的一種嘗試,這種替代現實擁有各種即便不能被完全理解,亦能被充分想象的完美征兆。”這段話適用于所有在黑暗中生活或生活過的作家和藝術家。在黑暗中生活,也就是在夾縫中生存,更需要一種有效而智慧的表達。時至八十年代,羅馬尼亞文學已經成為一股成熟而又難以阻擋的力量,在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發揮著自己隱秘卻不可忽視的作用。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畢竟處于歐洲文學的包圍之中,畢竟有過六十年代的敞開和儲備,所以羅馬尼亞的文學生態也并不像如今某些西方人士所描述的那么糟糕,惡劣,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始終在那片國度擁有著屬于自己的空間,發揮著自己獨特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年底,東歐劇變,羅馬尼亞開始朝市場經濟轉變,文學不斷地被邊緣化,不少作家的創作也陷入困境。這是個相當艱難的過渡時期。全球化和商業化同樣沖擊著羅馬尼亞文化。在資本橫行的時代,誘惑和困惑,機遇和挑戰,幾乎同時存在著。如何保護自己的特色和個性,如何體現小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如何為陷入困境的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是許多羅馬尼亞作家正在思考的問題。

2 詩人都被稱為不朽者

熱情,奔放,熱愛生活,崇尚自由,講究情調,可以拋開一切日常事務整夜整夜地飲酒和舞蹈,也可以屠宰家里唯一的一頭豬,為了遠道而來的客人……這就是羅馬尼亞人。一個典型的拉丁民族。這樣的民族往往把詩歌表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時甚至就是生命。詩人也因而具有一種特殊的光彩。羅馬尼亞人稱他們為不朽者。在康斯坦察視野最遼闊的半島上,我們看到了羅馬尼亞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民族詩人愛明內斯庫的雕像。這位在短暫、不幸的一生中寫出《金星》等無數不朽詩篇的詩人生前只有一個愿望:

我還有個唯一的愿望:

在夜的靜謐中

讓我悄然死去,

頭枕遼闊的大海,

讓我緩緩入夢,

躺在樹林的旁邊,

在無垠的海面上

讓我擁有晴朗的天空。

我不需要飄揚的旗幡,

也不需要豪華的棺木,

只愿你們用嫩綠的樹枝,

為我織一張溫馨的小床。

……

——米哈依·愛明內斯庫《我還有個唯一的愿望》

愛明內斯庫的愿望得到了滿足。春去秋來,風吹雨淋,詩人始終保持著一種姿態:凝望大海,與大海對話。這就是世人常說的永恒吧。

幾乎到處都能感到詩人的存在,甚至在像曼加利亞這樣的只有幾萬人口的小城里。在克盧日國家大劇院門前,沉思的盧齊安·布拉加的巨大身影,恐怕誰見了都不會忘記。這位集詩人、劇作家、哲學家、散文家和外交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是二十世紀羅馬尼亞詩歌的第一座高峰。布拉加堅信,萬物均有意味,宇宙充滿了神秘。哲學的任務是一步步揭開神秘的面紗。而詩歌的使命則是不斷地擴大神秘的范圍。

布拉加還是羅馬尼亞最早成功地打破詩歌束縛的詩人。他的詩是典型的自由體,不拘泥于韻律,而刻意追求神秘的意境和詩歌本身的內在節奏。他的詩歌創作和主張帶動了一大批羅馬尼亞詩人的創作。二次大戰期間羅馬尼亞詩歌的空前繁榮同他的貢獻有著緊密的關聯。幾乎所有羅馬尼亞當代詩人都或多或少受到過他的影響,完全可以將他當作羅馬尼亞現當代詩歌的開始。

哪怕最最普通的羅馬尼亞人都能背誦一些優秀詩人的優秀詩篇。尼基塔·斯特內斯庫的詩作就這樣常常被人傳誦。人們有理由記住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羅馬尼亞詩歌遭遇極左路線的沖擊。二次大戰期間的詩歌傳統遭到否定。布拉加等一批優秀詩人的作品受到批判并被禁止出版。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斯特內斯庫團結了一批有創新精神的年輕詩人,組成了一個具有先鋒派色彩的詩歌團體。他們要求繼承二次大戰期間羅馬尼亞抒情詩的傳統,主張讓羅馬尼亞詩歌與世界詩歌同步發展。在他們的努力下,羅馬尼亞詩歌終于突破了教條主義的框架,出現了被評論界稱之為“抒情詩爆炸”的美好局面。馬林·索雷斯庫、安娜·布蘭迪亞娜等一大批詩人脫穎而出。一位改變了羅馬尼亞詩歌歷史的詩人。在他英年早逝后,每年都有不少詩人和詩歌愛好者組織活動,紀念這位“美麗得如同思想的影子”的詩人。

舉辦詩歌節已經成為羅馬尼亞的傳統。一個人口只有兩千多萬、面積僅僅二十多萬平方公里的歐洲小國,每年的國際詩歌節竟有幾十個。每次訪問羅馬尼亞,我都有幸參加了幾個詩歌節。有一次,居然持續了整整七天七夜。七天七夜,來自幾十個國家的詩人聚在一起,飲酒,頌詩,或歌唱,在城堡,在林間空地,在市政廳,在修道院。正是在這些詩歌節上,我結識了一大批活躍在羅馬尼亞當今詩壇上的著名詩人,并通過他們的作品對羅馬尼亞當代詩歌有了一個基本的把握。

3 絢爛的長篇,人類的普遍主題

綜觀羅馬尼亞二十世紀小說,長篇小說一直占有舉足輕重的分量。許多作家都以長篇巨制獲得影響和聲名,從而奠定了自己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利維烏·雷布雷亞努的《伊昂》《絞刑森林》和《起義》,米哈伊爾·薩多維亞努的《馬蹄鐵尼古阿拉》《安古察客棧》和《斧頭》,馬林·普雷達的《莫洛米特一家》和《世上最親愛的人》(3卷本)、喬爾杰·博勒耶澤的《兩天的世界》、尼古拉·布雷班的《患病的動物》、歐金·烏力卡羅的《烏村幻影》等長篇小說就是絕好的例子。

優秀的小說家除去長篇小說,同時也創作出了一大批優秀的短篇小說。百年歷程中,有相當一批作家,立足于主流之外,不求名利,只順從文學和內心的呼喚,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小說的創作。他們將筆觸伸向日常生活,伸向內心和情感世界,關注普通人物,關注所謂的“瑣碎題材”和“微小主題”,或者充分調動想象,以象征和寓言手法迂回地反映生活和世界。他們重視文學形式,重視敘述角度和手法,重視語言的各種可能性,把藝術價值放在首位,同時也并不忽略社會效應、道德力量,以及同現實的連接。通過文學探索和實驗,表達對自由的向往,對日常灰暗的抗衡,也是他們創作的重要動力。安東·霍爾班、諾曼·馬內阿、阿德里安娜·畢特爾、勒茲萬·彼得雷斯庫、米爾恰·內德爾丘、斯特凡·阿果彼安、索林·普雷達便是他們中的代表性作家。盡管文學追求相似,但他們各自的寫作又呈現出了強烈的個性色彩。有些人選擇寓言體寫作,曲折地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有些人深入內心,挖掘,探幽,呈現種種令人驚異的內心和情感世界。有些人注重語言和形式革新,用獨特的視角和手法來貼近社會和人心,以小見大,反映現實景況。米爾恰·內德爾丘就是這類作家的杰出代表。有些人善于將現實和夢幻巧妙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亦真亦幻的藝術氛圍。還有些人用輕盈、幽默和諷刺的手法表達精致的思想和微妙的情緒。反諷,神秘,幽默,魔幻,沉重,哲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派,等等等等,正是這些寫作上的差異和不同,讓他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讓羅馬尼亞文學有了交響樂般的豐厚,以及馬賽克似的絢麗多彩。

小國,并不見得就意味著文學的貧乏。事實上,在讀了太多的法國文學、美國文學、英國文學之后,我一直十分地期盼能讀到一些小國的文學,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文學中,或許還有一種清新的氣息,一種質樸卻又獨特的氣息,一種真正屬于生命和心靈的氣息。

愛,孤獨,溫情,迷惘,懷疑,叩問,尋找,婚姻,家庭,生存,抵抗,戰爭,異化……所有人類的普遍主題,在羅馬尼亞小說中,你都能發現。當許多作家在解構意義時,羅馬尼亞一些作家卻在努力地建構意義,建構詩意,建構文學本身的魅力。這是個動人的姿態。文學是能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魅力的一部分。而在剛剛舉辦的北京國際書展上,羅馬尼亞作為主賓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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