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布魯姆: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時代的產物
來源:新京報 | 時間:2019年10月16日

采寫丨周文翰

  “西半球的靈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

  新京報:你在今年4月2日獲得2005年安徒生文學獎,但是讓我驚訝的是,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這本書中你竟然沒有給安徒生任何位置,這是為什么呢?

  哈羅德·布魯姆:實際上我不希望列一個一清二楚的名單,出版人堅持要那樣才行。我沒有參考任何其他著作,自己開列了那個名單,雖然很長,但那樣的列表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安徒生和其他許多重要作家在無意中就被遺漏了。

  新京報:你把惠特曼放在了美國文學的核心位置,為什么不是馬克·吐溫呢?

  布魯姆:對西半球來說它的靈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雖然我是馬克·吐溫的一個熱烈崇拜者。

  新京報:你去年十月為《西方正典》中文版寫的序言里還對《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和懸念小說家斯蒂芬·金提出批評,這是因為2003年斯蒂芬·金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刺激了你?

  布魯姆:因為JK.羅琳和斯蒂芬·金是蹩腳作家。

                《西方正典》(重版),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我從來對德里達的作品不感興趣”

  新京報:自從寫作《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以來,你寫出了很多適合學術圈以外的讀者看的書,這是受你的朋友史景遷的影響嗎?我們知道他關于中國歷史的好幾本書相當暢銷。

  布魯姆:史景遷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轉向給一般讀者寫書并不是受他的影響。

  新京報:你少年時喜歡的哈特·克萊思(Hart Crane)、華菜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威廉·巴特勒·葉芝、威廉·布菜克(William Blake)似乎都屬于沉思類型的作家,而雪萊則顯得有點特別,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中他的形象都是寫《西風頌》的激動的浪漫派。你是怎么喜歡上他的?你的猶太家庭背景又對你有什么影響呢?這是90年代開始《圣經》研究的原因嗎?

  布魯姆:雪萊對于威廉·布萊克、哈特·克萊恩和華萊士·斯蒂文斯有深遠的影響,他們之間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我的猶太背景無疑影響了我對《圣經》的態度,我即將出版的新作就是《耶穌和亞維:神圣之名》。

  新京報:1979年你與保羅·德曼(Paul Deman)、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以及雅克·德里達合作出版了《解構和批評》,耶魯出身的四個批評家中他們三個都受到德里達的很大影響,而你不同,當時你們在學術上是怎么交流的?你怎么看待德里達在美國的影響?

  布魯姆:我整理那些文章并起了“解構和批評”這個書名。我的意思是說其他四人是在解構,而我是進行批評。我從來對德里達的作品不感興趣。

                                     哈羅德·布魯姆(1930-2019)

  “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時代的產物”

  新京報:英語文學研究中反對WASP(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的潮流是1968年興起的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你似乎有受到多大影響。能談談你在那時候的經歷嗎?

  布魯姆:反主流文化是上世紀60年代理想時代的產物,不幸的是,今天這還很時髦。1969-1970學年,我曾經反對耶魯的黑豹黨學生降低大學評分標準的行為。

  新京報:連耶魯現在的校長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也提出了“全球性大學”的概念,而且今天耶魯已有1500個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在這種情況下,多元文化主義的流行似乎不可避免。

  布魯姆:你可能有點誤解。雷文校長呼喚全球性大學的意思并不是讓耶魯變成一個時髦的,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地方。

  新京報:對于當代人來說電視、電影而不是文學是最經常接觸的娛樂方式,這和你成長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

  布魯姆:是的,我們處于一個畫面時代,電視、電腦、電影,可是我認為它們無法取代虛構文學。

  新京報:你說過自己生的事業是教學,那你對將來的退休生活是否有所規劃?

  布魯姆:只要我的健康允許,我打算一直在耶魯全職從事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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