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如何把學生“推”向故事表達的極限
來源:文匯報 | 時間:2019年10月23日

陶磊/文

編者按:2009年,復旦大學中文系設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創意寫作”(MFA)專業碩士培養點,至今已滿十年。MFA剛剛獲批時,王安憶寫過一篇“寫作課程宣言”,叫《我們教他們什么》。十年后的今天,作為這個專業講臺上的成員,我們想用切身體驗告訴關心復旦MFA的人:他們學到了什么。

關于“寫作是否可教”,國內一直有不少爭議,盡管早在1897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就開設了創意寫作專業課,至今全世界已有幾百所大學設立創意寫作項目,而且確實培養出了一批“科班出身”的作家,比如當今英國文壇頗具影響力的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以及旅美華人作家嚴歌苓、哈金等。王安憶在她的“宣言”里坦承:“凡創造性的勞動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規劃設計所能達到的。”但她也告訴了我們什么是“可教”的,比如故事、情節和文字,這些都在“人力可為的范圍”。

以復旦MFA今天取得的成績回過頭來檢驗王安憶的判斷,我以為是切中肯綮的:那些卒業出師、已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學員們,入學前大都沒有真正寫過小說。——可能和許多人的想象相反,入學面試時王安憶并不特別在意考生的創作經驗,她更關注的是考生是否做好了創作的“準備”,比如長期的閱讀積累,比如對日常生活的觀察。

復旦MFA今天的成績,首先當然歸功于學員們的創作熱情和不懈努力。但我以為,正是復旦為這些勉勵發奮的寫作者提供了一個“孵化”寫作才能的基地——正如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安德魯·考恩在和復旦MFA師生座談時所指出的,那是一種“有效的寫作氛圍”。在這種氛圍里,有“準備”的學員們便開始了寫作的學習和練習。

王安憶的“小說寫作實踐”是MFA學員的必修課,這門課的任務是寫一個虛構的故事——王安憶常常批評西方小說越來越輕視故事。開課前的假期,王安憶會先指定一個地方,要求選課學生實地探訪。這些地方大都很有來歷:由廠房改造的“田子坊”、曾為“遠東第一屠宰場”的1933老場坊、上海第十七棉紡織總廠改建的“上海國際時尚中心”、福州路舊書店、魯迅紀念館……她要求學生以當地為背景,虛構一個故事。先寫出開頭,拿到課上討論,回去修改和續寫,下次課再討論。如此周而復始,盡可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討論環節通常以王安憶的“質疑”開始:這個開頭有沒有繼續“生長”的可能性?如果有,你要怎樣選擇和利用這些可能?如果沒有,可以增加哪些資源?用王安憶的話說,這叫“無中生有”“無端生是非”,就“像萬花筒,略一轉動,百花盛開;再一轉動,千樹萬樹;再再轉動,繁花生錦,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很多初學者,往往在寫作前先有了一個想要表達的“理念”,這個理念通常還很大,比如生命的意義,比如工業文明對人的壓迫。但抽象的理念必須有一個合適的“殼”——也就是故事——來包裹它。但這些寫作者往往特別急于表達,迫不及待要和讀者分享他們頭腦中的睿智,于是故事每每被當作表達思想的工具。

王安憶的做法是讓這類學員先把自己的想法放一放,她會要求他們在課堂上描述自己的家鄉,回憶成長的經歷,通過一問一答,幫他們從切身的經驗里找素材。學員們很快發現身邊其實有很多可供利用的資源。他們利用假期回到老家調研,采訪當事人,編寫年譜,查閱地方志,繪制地圖……在王安憶的引導下,學員們學到的第一招就是從自己的經驗里鉤沉寫作的材料。

故事的開展依托人物。學生作業里每出現一個人物,王安憶都會巨細靡遺地詢問細節:年齡、性別、長相、職業、婚姻、性格、成長環境……就好像這個人是真實存在著的。學生常常被問到啞口無言。在王安憶看來,作者應該對人物的底細了然于胸,故事方能自如開展;而人物的每個細節都可能左右故事的走向。但她很少主動告訴學生,應該賦予人物怎樣的特征才能“生長”出故事,她只是不斷地提問。

很多學生擋不了三回合就敗下陣來,課堂里因此會有那么幾分“硝煙味”。但正是在和專業作家你來我往的“唇槍舌劍”中,學員們筆下的人物才從一個個粗胚變得眉目清晰。就像一張張人像底片,在反復的漂洗中逐漸顯影。所以選課學生的另一門功課,是為自己筆下的人物寫“前史”。有了合理的“前史”,人物才會有故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王安憶一步一步把學生“推”向故事的起點,也“推”向寫作能力的極限。

王安憶布置的題目看似寬松:只限定地點,情節任你調遣。于是學員們筆下的“田子坊”“老場坊”便上演了各種光怪陸離的愛恨離別。但這些事件為什么“必須”發生在“田子坊”“老場坊”呢?當王安憶指出這一點時,學員們才意識到:原來,這道命題作文暗含了一個限制——故事情節應當和場景有所關聯。

“田子坊”是由六家弄堂工廠的廠房改造成的,空間逼仄,道路狹窄,于是有學員設計了一場火災;“老場坊”原先是大型宰牛場,內里遍布“牛道”,迂回曲折,宛如迷宮,于是有學員讓他的人物在那里玩起了捉迷藏……情節一旦與場景耦合,他們就會發現,場景的設定既是一種限制,也為情節的開展提供了條件。

王安憶在“宣言”里說:“小說的想象力來自于現實生活的普遍規律,要合理合法。所以,這想象力又可稱作是對現實邏輯的推理。”在我的觀察里,學員們關于這“小說的想象力”常常走向兩個極端:一是擺脫他們可及的日常經驗,寫暴力,寫兇殺;甚至完全脫離現實,寫穿越,寫玄幻。他們以為超越現實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編造情節。

對于這種傾向,王安憶會舉一個例子:古代神魔小說里,神仙可以上天入地,但必定乘風駕云,連無所不能的孫悟空都要踩著筋斗云——而小說要寫的,就是這朵云。現實世界有現成的邏輯,基于這現成的邏輯,情節的推展往往水到渠成;而在超現實世界里,寫作者要人為賦予一套嚴密的世界觀,其中的邏輯必得無懈可擊才能服人,那簡直需要上帝般的創世能力!

可是,當學員們回歸日常經驗,選擇熟悉的人物或事件作為小說原型時,又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每當王安憶質疑某個情節不合理,學員的回應往往是“現實里就是這樣的”。他們分不清小說、現實和邏輯的關系。現實包含了邏輯,卻也常常溢出邏輯的范圍,正所謂大千世界無奇不有;而小說,恰恰是要從雜蕪的現實里提取出那“普遍規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小說要比現實更符合邏輯。

從十年來的實踐看,小說寫作課的效果是相當理想的,這首先歸功于王安憶非凡的講授能力。我在復旦的十幾年里,聽過不少國內外作家的演講,沒有誰能像王安憶那樣,將維護在文學創作周圍的神秘主義藩籬拔除得這樣干凈,把小說的“物理規律”歸納得這樣清晰。她常常把自己的寫作比作“笨拙的手藝活”。作為一個“頭戴光環”的作家,這種自我解剖式的祛魅,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氣。她從自己豐富的寫作實踐中提煉出關于小說的理論質素,用最平實的語言教給學生。比起創作,我想這種能力才是教不來也學不會的。

另一方面,小班化的教學模式也是復旦MFA成功的秘訣之一。前些年新聞曾報道,有教授創意寫作的外國專家來滬講學,被某高校寫作班近200人的課堂“嚇壞了”。而復旦MFA從一開始就定位于精英化培養模式,每屆通常只錄取15人左右。這就保證了在每一門專業課上,任課老師都能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指導。

經過三年的嚴格訓練,復旦MFA的學員都能成為合格的寫作者,其中一部分甚至脫穎而出,成為當今文壇值得期待的后起之秀。那么,誰還能說寫作是不可教的呢?復旦MFA另一位導師、上海作家王宏圖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我深以為然: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快退休的知識分子說,自己這些年積累了多少素材,準備以后寫本小說。可我們從來沒聽說誰準備退休后寫幾支曲子、畫幾幅油畫——“這簡直是對文學的侮辱!”

球棎比分足球即时比分